1935年9月，长征途中，在甘肃省哈达铺镇邮政代办所一份两个月前的大公报上，毛泽东发现了这样一条消息：陕北“赤匪”刘志丹，正规红军五万人。
“赤匪”，这是南京政府对于红军的敌意称呼，但毛泽东看着报纸，如获至宝。在他眼中，此时要北上抗日，首先就要到陕北，因为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当时，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
1935年10月18日深夜，陕北保安县铁边城的一家农户响起了几声敲门声。农妇赶忙打开门，一位身穿军装的军人和几个年轻战士出现在她的面前。随即这位军人用他那浓重的湘音说出了请求，“老人家，我们能在您家借住一晚吗？”
农妇点了点头，将一行人请进了家，这个带头的人正是毛泽东。农妇将家中仅剩不多的羊肉和荞面，为毛泽东做了一碗剁荞面。
毛泽东就这样度过他到达陕北的第一个夜晚。党中央能否在陕北站住脚，中央红军面临哪些强敌，毛泽东思考着，一夜未眠。
到达陕北的第二天，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随同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西保安县吴起镇。就在中央红军落脚未稳之时，危机正悄然逼近……
中央红军达到吴起镇的同一天，东北军的三个骑兵团尾随而来，距离中央红军前哨部队仅有十几公里。
原来，在中央红军进入陕北前，蒋介石急电宁夏马鸿宾部，“红军长途行军，疲惫不堪，企图进入陕北会合刘志丹，兹令你部骑兵前往堵截，相机包围，予以歼灭。”
这一天的夜紧张而忙碌，毛泽东窑洞的灯光仍然亮着。面对着作战地图，毛泽东和彭德怀仔细研究着每一个细节。毛泽东要把这场战斗，当作“礼物”送给陕北人民。
1935年10月21日清晨，虽然刚到陕北身体十分疲惫，可毛泽东还是登上了吴起镇的平台山顶，他坐在一棵杜梨树下等候消息。
在吴起镇的大卯梁上，被毛泽东称为“割尾巴”的战役即将打响。
在头道川两边的山岭上和沟道里，彭德怀布下了伏兵，专候敌人骑兵的到来。当敌骑兵进入包围圈时，彭德怀下达了攻击命令。顷刻间，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火光闪闪。
经过激战，红军歼灭东北军白凤翔部第十七和十八两团，并击溃马鸿宾部第三十五师骑兵团，缴获大量轻重武器和800多匹战马。
在扫清了尾随的国民党军追兵后，毛泽东度过了一个宁静的夜晚。然而，此时一场更大的危机却犹如这夜色悄然而至。
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之后不久，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与当地苏区干部王玉海、张明科、龚逢春等见了面。这次会面，让他们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陕北革命根据地正在进行“肃反”。
十几天前，1935年10月5日夜里，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根据地领导人和红军将领相继被捕。
此时，西北革命根据地正面临极端严重的形势。
随着中央红军北上，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他亲自兼任“剿总司令”。
1935年9月，由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胡宗南部等共约10万兵力，发起对陕甘苏区的“围剿”。
在下寺湾，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南下作战，目的地是直罗镇。
乘着月色，红军分兵两路，于11月21日拂晓前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预定位置，完成了对第109师的包围。天亮后，陈赓率领部队从直罗镇东北防区，向第109师发起进攻。
在战斗的同时，红军对第109师喊话，希望东北军的官兵能够将枪口对准日本人。
东北沦陷，这些土生土长的东北汉子，哪一个不愿回到自己的故乡。就这样，通过喊话，不到一个小时就有一个营的官兵放弃抵抗。
其他敌人绝大多数如无头的苍蝇，遍野乱撞，不一会儿，又被第13团俘虏1000多人。第109师师长牛元峰仅带着一小部分逃入镇中的土围子，凭险顽抗。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根据地的“围剿”。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直罗镇战役胜利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负责人一起，听取了以董必武为主任的审查错误肃反的五人“党务委员会”的关于审查刘志丹等“案件”情况的汇报。
毛泽东用“疯狂病”来形容诬陷刘志丹、习仲勋的人。会后，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十八人得以释放。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和陕北肃反扩大化问题的纠正，使陕甘革命根据地原来面对的两个最紧迫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1936年10月下旬，蒋介石不顾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及国内爱国人士停止内战的要求，调动嫡系部队三十个师，集结待命，准备进攻陕甘根据地。12月4日，蒋介石亲自飞抵西安督战。
蒋介石到达西安的第5天，西安城内一万余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请愿游行，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国民党特务竟然开枪，打伤了手无寸铁的学生。
张学良深为学生的爱国热忱所感动。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实行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和几十位国民党军政要员，西安事变爆发。
当天夜里，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在电报中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17日黄昏，周恩来到达西安。
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
22日，国民政府派遣宋子文、宋美龄赴西安。
23日，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
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
25日，张学良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根据协议，延安由中国共产党接管。
1936年12月底的一天，毛泽东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对警卫员说，“你们几个都把东西收拾好，借老乡的东西要还清，损坏的要赔偿，我们再过几天就要搬家了。”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进入延安城。从这一天起，以延安为中心的这片土地，迎来迈向高昂、辉煌的岁月。
